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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密貨幣，從舞臺中心走向邊緣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
過去的十年，既是比特幣的發展史，也是比特幣的生存斗爭史。
花無百日紅
比特幣（BitCoin）這一概念最初是由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于2008年提出的。“The 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2009年1月3日，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在其挖出比特幣創世區塊時寫下的這句話正式拉開挖礦時代的序幕。在他的設想中，任何人用普通電腦的CPU進行挖礦可獲得比特幣。
在近幾年的發展過程中，憑借著對挖礦和交易比特幣的熱衷，以及部分地區便宜的電力供應，我國挖礦算力一度占據世界90%以上的份額。
而挖礦熱潮的來襲，讓很多人坐不住了。2017年6月，湖南嘉禾縣普滿中學校長雷華在聽他人介紹了比特幣后，便深入研究加密貨幣，且發現其中有利可圖。2017年7月，雷華重金購買了一臺以太坊礦機，由于礦機功率太大，每天都得消耗近21度電，雷華便將礦機搬到了學校的個人宿舍。在“躺著就能賺錢”的誘惑下，2017年7月到8月期間，雷華又購買了幾臺礦機放在學校電教室內，正式成為一名“礦工”。
然而，莫名上漲的用電量、嘈雜聲以及網絡卡等問題讓一些感到蹊蹺的老師坐不住了，一番調查之下，雷華的礦機暴露了，“財富自由夢”也徹底被擊碎。
雖然雷華只是我國無數礦工的縮影，但我們可以看出，挖礦帶來的利潤確實相當豐厚。以比特大陸為例，2017年，比特大陸旗下的挖礦機芯片業務壟斷了全球80%的出貨量，營業利潤為30億美元至40億美元。
但如今的挖礦業務在經歷風光后，不得不開始求生存。尤其是在去年比特幣行情暴跌后，“礦機按斤甩賣”甚至成為熱搜。與此同時，由于我國對比特幣挖礦產業的監管趨嚴，挖礦成本開始激增，挖礦行業也不再欣欣向榮。
回不去的繁榮時代
一直以來，我國對比特幣都持監管打壓的態度，對于挖礦產業也不例外。2018年1月，據第一財經報道，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工作領導小組向各省（區、市）、深圳市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了一份針對比特幣挖礦活動的通知稱，據有關部門反映，目前存在一些生產“虛擬貨幣”的所謂“挖礦”企業，在消耗大量資源的同時，也助長了“虛擬貨幣”投資炒作之風。根據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關于防范風險、限制偏離實體經濟需要及規避監管的“創新”等精神，互金整治辦提出兩點要求：一是積極引導轄內企業有序退出“挖礦”業務，且積極協調轄內有關部門，多措并舉，綜合采取電價、土地、稅收和環保等措施，引導相關企業有序退出，各地整治辦于1月10日前上報目前轄內“挖礦”企業基礎情況及引導退出情況；二是為及時掌握各地工作進展，要求各地整治辦每月10日前填報轄內“挖礦”企業有關情況。
而在昨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年本，征求意見稿）》指出，“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生產過程）”屬于淘汰類產業。而根據“淘汰類”規定顯示，淘汰類主要是不符合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藝、技術、裝備及產品。同時，規定還顯示，條目后括號內年份為淘汰期限，淘汰期限為2021 年1 月1 日是指應于2021 年1 月1 日前淘汰；有淘汰計劃的條目，根據計劃進行淘汰；未標淘汰期限或淘汰計劃的條目為國家產業政策已明令淘汰或立即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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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表明挖礦行為和加密貨幣交易并不是我國政府所支持的，或許這次真的不再是雷聲大雨點小了。
“大部分礦場都會選擇在電力豐富的四川、內蒙古、新疆等地區，除了可以帶動當地就業，還可以為當地政府提供一部分可觀的收入。而國家發改委此舉無疑是讓國內礦場難以生存，除非遷移至國外。理論上說，此次公開征求意見的時間為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5月7日，但此次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明確列入“淘汰類”，顯然并沒有多大轉機。”一位數字貨幣分析師對零識區塊鏈表示。
與此同時，一位資深投資者表示，“目前，中國占據著大部分算力，如果國內礦場遷移，那么對去中心化是有好處的，且對整體數字貨幣價格也有著促進作用。唯一遺憾的是，我國曾經在數字貨幣上的優勢將不復存在了。”
“總有一天，他們會把比特幣挖礦列為鼓勵的產業，只希望這一天不要太晚吧。比特幣是歷史潮流，視比特幣為“洗錢”者，是因為自己腦子太骯臟，所以以為別人都不干凈罷了。”昨晚，DGroup創始人趙東在微博表示。
就目前而言，我國挖礦以及數字貨幣行業正從世界的舞臺中心逐漸退到舞臺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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