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住房棄購證明政府絕非萬能
近期，很多北京人等待已久的自住型商品房終于上市，結果卻出現中簽者放棄認購的現象，有媒體報道棄購率最高達20%。這事可就詭異了，之前部分樓盤的房源和申請人數比一度高達1∶4000。僧多粥少，中簽的概率比彩票都低。最終居然中簽者放棄認購，原因何在？
先說明一下自住房是個什么東西。2013年10月，北京印發《關于加快中低價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建設的意見》，提出：將加快發展自住型商品住房，建設套型建筑面積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銷售均價比同地段、同品質商品住房低30%左右，2013-2014兩年推出7萬套，5年內不得轉讓，5年以后轉讓的，如果有增值，應當將差價的30%交納土地收益等價款。自住型商品住房面向全市符合限購條件的家庭，也即：名下無房或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戶籍家庭以及符合購房條件且名下無房的非京籍家庭，都可以購買。同時，本市戶籍無房家庭以及經濟適用住房、限價商品住房輪候家庭可以優先購買。
顯而易見，自住型商品房實質上仍是限價商品房，但價格優惠程度略小，顯著小于經濟適用房，而門檻又低于限價房和經適房。由于總價比周邊周質商品房低三成左右，即便是5年后轉讓需要交給政府差價的30%，仍有利可圖。不妨簡單算筆帳(不考慮交易稅費)：假如當前一套自住房總價200萬，比周邊商品房便宜了三成，即90萬(市場價290萬)。
假如5年后此套房子按市場價上漲一倍，即290萬的一倍，540萬元。其差價為540萬減200萬等于340萬元，這一差價的30%為102萬元，則最終業主仍能獲得438萬元，相比200萬元上漲119%。只要能申購成功，不僅自住劃算，其投資價值也挺高。由此，導致符合購買條件的人數巨大，申請者甚眾。
既然如此，為何有一批中簽者棄購？原因肯定有多種，比如這類項目位置偏遠，周邊生活配套差，很多申請者當初只是貪便宜、具有從眾心理而參與，結果真的中簽后，仔細調查周邊情況，覺得與先前想像有較大落差，于是心生猶豫。再如，有些人中簽后，發現對于具體樓盤的戶型、建筑、環境某些方面等不滿意。
但最關鍵的原因，在新的市場條件下，筆者認為是某些自住房的房價已不具競爭力。去年10月，北京大規模的推出自住房，重要背景和原因是去年北京房價過于火爆，連續多個月份領漲全國，北京官方控制房價目標的壓力很大。于是，將大量供應自住房，作為穩房價、緩解供需矛盾的一招棋。
然而，今年以來全國樓市快速降溫，出乎很多人意料、也應出乎北京官方的意料的是：北京房價居然也降溫了。全國70城新房價格指數5月出現環比下跌拐點，而北京二手房價格指數5月跌幅排70城第一，6月跌幅排70城第二。按市場規律，在降溫階段，郊區房價先跌。于是，原本很有價格優勢的自住房，隨著周邊商品房樓盤價格的下跌，價格優勢越來越小，甚至蕩然無存。面對這一快速變化的情況，部分中簽者信心動搖，感覺到此時按此價格購買自住房并非上策，這正是理性經濟人的正常反應。
這就反映出一個復雜的問題：政府原本想做好事，但快速變化的市場，打亂了原先的政策框架，使政策運行出現失序。一個自住房項目，從土地出讓、建設、分配、竣工，時間流程很長。尤其是，土地實行公開出讓，在出讓地塊的時候，政府已經定好房子銷售價，政府很難在土地出讓之后，再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售價，因為這將涉及到已經購地的開發商的利益。
假如北京房價未來一年一直下跌，如果政府不調低自住房售價，則比周邊商品房價格低30%也就成了空話，部分自住房項目棄購比重必將越來越大。參與的開發商怎么辦？房子賣不出去，就得賠錢，難道需要政府退還部分土地款嗎？如果真如此，北京相關部門必然焦頭爛額！
實際上，類似教訓早就發生過。其一，香港有個“八萬五計劃”。1997年之前幾年，香港房價持續上漲，民怨很大。香港回歸后，第一任行政官董建華于1997年10月宣讀首份施政報告，提出十項工作計劃，其中“安居”一項中包括三大目標：每年興建的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于八萬五千個、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1997年，政府拍賣了19幅住宅用地，另外批出7幅土地作居屋(相當于大陸的經適房)，以及售出3幅土地供私人機構參建居屋(相當北京的自住房)。
非常不湊巧的是，受亞洲金兩融危機的影響，香港房價四季度開始下跌，1998年6月政府被迫暫停賣地直至1999年4月。2000年過后，首批“八萬五”時期興建的住宅推出，大大增加了住宅供應，這對于正在降溫中的樓市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自然進一步助跌了房價。“八萬五計劃”終究尷尬收場。
其二，上海有個“兩個一千萬工程”。2003年上海房價開始加速漲，溫州炒房團現身，2004年大漲，2005年一季度猛漲(那時深圳北京還沒怎么漲)。與2013年的北京一樣，上海當局壓力很大，3月份推出了“兩個一千萬工程”：今年全市將新開工配套商品房1000萬平方米、中低價普通商品房1000萬平方米，爭取實現可預售面積2000萬平方米。這樣，以配套商品房為主的中低價普通商品住房占供應總量的65%，預計將有20多萬戶居民得益。
與香港和北京同樣不巧的是，在新老國八條的調控下，下半年上海房價急轉直下，明顯下跌，一直調整至2007年二季度隨全國大勢上漲。在此其間，作為動拆遷安置用途的1000萬平米配套商品房，還算順利推進。而作為限價房性質的1000萬平米中低價普通商品房(地價按照土地招標的市場底價來確定，房價實行低于周邊市場價格，供應對象主要是沒有享受過房改政策或沒有買過房的本市居民)，由于上海商品房價格下跌后，這一產品的開發和銷售遇到重大困難，后來無法完成計劃，其中部分樓盤后來轉性為商品房出售。相較可知，北京自住房房，與當年上海的中低價普通商品房相比，簡直是就是“孿生兄弟”。
其三，2008年限價房之痛。2002年限價房最先出現在寧波。2006年后，廣州、成都、北京、南京等少數城市嘗試限價房。2008年三四月份，在多地出臺的《2008年住房建設規劃》中都提出限價房計劃，如北京計劃建設450萬平方米。然而，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全國房價開始下跌，8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首次出現環比下跌(本輪則是今年5月首次下跌)，于是北京、天津、廣州、深圳的限價房用地紛紛流拍，開發商不愿參與了。而購房人也視若雞肋，由于周邊商品房價格下跌后，限價房項目已無多大優勢可言，且質量卻多不如商品房，于是在廣州、北京等地，限價房中簽人棄購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經過上述三個案例，可以總結出一條規律：在住宅政策方面，以行政之手進行干預，同時又想讓市場之手也發揮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想讓開發商承擔與收益不相匹配的更大的市場風險，卻一門心思要達到惠民生的政績目的，很容易以失敗而收場！而多地的限價房和北京的自住房，就具有上述特征。有些遺撼的是，北京相關部門，似乎并沒很好的研究過香港與上海的教訓，甚至已經有些淡忘2008年發生在北京的限價房之尷尬。在一定程度上講，在一個地方第二次摔跤。
最后，從更高層面看，住房政策、制度、供應體系等，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政府必須慎重的進行產品創新。從國際上看，實行住宅供應“雙軌制”的國家占主導，政府主導保障房，市場主導商品房。在福利色彩較濃的少數國家，比如德國，實行的“三元制”：保障低端、支持中端、放開高端。當前，我國住房政策、制度和供應體系，還在探索過程中，尚沒最后定型。只是，根據相關信號，官方略偏向于“雙軌制”。
證據一，2013年10月29日，政治局就加快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和供應體系建設進行第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表示：只有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才能充分激發市場活力，滿足多層次住房需求。同時，總有一部分群眾由于勞動技能不適應、就業不充分、收入水平低等原因而面臨住房困難，政府必須“補好位”，為困難群眾提供基本住房保障。從我國國情看，總的方向是構建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的住房供應體系。
證據二，在今年3月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專門闡述了健全住房供應體系：加快構建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的住房供應體系。對城鎮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實行租售并舉、以租為主，提供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滿足基本住房需求。穩定增加商品住房供應，大力發展二手房市場和住房租賃市場，推進住房供應主體多元化，滿足市場多樣化住房需求。
上述兩點透露出：未來我國的住房供應體系，很可能是“雙軌制”，政府主導保障房、市場主導商品房。這其中，保障對象界定為：城鎮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保障方式以租為主，經濟適用房、限價房這類的產權房，正在被淡化。而北京的自住房，實質是扶持“夾心層”家庭的購房需求，但建設規模過大，偏離了國家住房供應的主導方向。
從國際經驗看，隨著一國經濟發展和居民住房水平的提高，住房保障的方式，會由配售轉為配租，由實物配租轉為貨幣補貼。
2009年以來，我國棚改房和保障房建設，經歷了“大躍進”，“十三五”期間，應開始漸進式的將重心轉向貨幣補貼，其中可將“共有產權房”作為解決“夾心層”的產品，小規模的運行。
而北京這樣大規模建設“自住房”的行為，從住房供應體系發展方向來看，并不妥當。如果僅僅是把自住房當作調節房價、迎合輿論的工具，則必然在房價下跌時遭遇尷尬和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