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種交談很短暫，但對日本而言卻具有開創意義。畢竟，安倍首相第二任期內，中日兩國高層會晤陷入停頓，任何象征性的高層會晤都具有實質性的外交破冰意義。正因為如此，日本主流媒體將之視為“站立外交”。
在此之前，安倍首相為了實現中日領導人峰會，說了很多懇切的話，也做了許多改善中日外交的事。中國也對其察言觀行了許久，對安倍、對日本政府不滿意是自然的。最突出的，莫過于安倍雖然沒有再去參拜靖國神社，但其內閣3位女閣僚和百余位議員還是拜了鬼。安倍本人也獻了祭。尤其是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對“河野談話”關于“慰安婦”的狡辯，讓中韓兩國覺得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安倍和他的同僚們沒有絲毫反省之心。
當然，對中國言，困擾中日關系的結構性障礙，除了歷史問題和日本刻意修憲祛除和平憲法的囂張外，還有釣魚島主權爭端。中國希望日本承認兩國存在主權爭議，而日本則固守治權與主權統一的立場。
不管歷史遺留問題還是現實利益沖突，中日關系不能一直僵持下去。若政冷演化為經冷，對中日兩國、東北亞乃至全球市場，均非好消息。尤其在全球經濟可能再發危機的情勢下，中日作為世界第二、三大的經濟體，應該共同努力改善雙邊關系，消解互疑，增加互信。
因而，北京亞太經濟組織（APEC）峰會，對改善中日兩國關系都是契機。中國作為東道主，從傳統的政治文化言，中國都應該對與會各國平等相待，讓其賓至如歸。這才能體現中國的包容開放和大國風度。而且，在此多邊氛圍下實現中日領導人會晤，不僅給了日本領導人“臺階”，也讓中國有了“臺面”。
去年的彼得堡二十國（G20）峰會上，奧巴馬和普京總統缺乏互動的孩子氣行為，成為國際社會的笑談。而且，美俄之間的齟齬也在擴大化，形成了今日烏克蘭地緣政治危機的尷尬。美俄博弈，也連帶將歐洲各國卷進來，輪番的經濟制裁與反制裁，導致美俄歐三敗俱傷。
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形勢同樣不容樂觀，日本在歷史主權等問題上的孤注一擲，使其異化為區域的麻煩制造者。中日韓三國擬議中的經貿金融課題，因為政治外交沖突而中斷。這對于東亞各國來說都是不小的損失。
麻生“站立外交”，在某種程度上可謂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暖身。觀察家們都希望“習安會”能如期舉行，這對中日兩國，皆是外交幸事。
當然，即使實現了“習安會”，中日關系也并非萬事大吉。困擾中日關系的結構性矛盾，如歷史問題以及釣魚島主權爭端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預熱”起來的中日關系依然會走冷和冰封。當務之急，安倍政府對待“習安會”不能有機會主義的解套思維，而應避免言行錯亂，讓中日關系走向互惠共贏的戰略軌道上來。
從麻生“站立外交”到“習安會”只有一小步，但實現中日關系互信卻是艱苦跋涉的漫漫征程。
